我和袁导的关系，从未有过正式的名分。

我们在一起，却又不完全在一起。我从不要求他离婚，从不逼问他的家庭，从不表现出任何占有欲。我也从不拒绝他的求欢——无论是在片场临时休息室、在酒店的落地窗前，还是在他公寓的书房里，只要他伸手，我便顺从，甚至主动索求。那些夜晚，他总是霸道而熟练，将我一次次带入极致的感官深渊，而我则在高潮的痉挛中，短暂地遗忘心底的空洞。

这样混沌地过了几年，我三十三岁了。

他曾几次认真提起离婚，语气带着某种疲惫的诚恳：“悠月，我可以结束这一切，我们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一起。”我总是微笑，轻轻摇头：“不必。我知道你有太太，有孩子。我不期待，也不需要。”

我清楚自己的位置：专业上，我崇拜他，认可他作为师傅的严谨与才华；性爱上，他满足我最原始的渴望，让我在身体的臣服中获得片刻的麻醉。但爱？我早已没有能力再去爱了。心被掏空太多次，剩下的只是一具会呼吸、会战栗、会高潮的躯壳。

直到那天，他告诉我：太太病重了。癌症，医生说时间不多了。

我刚好，怀上了他孩子。他看着验孕棒，

他看着我，眼睛里第一次出现慌乱与脆弱：“悠月，我会离婚。让我陪她走完最后一段，之后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名分。”

我沉默良久，然后摇头：“不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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